□赵清荣
大邑商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，并经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。其构建的以制度化神权强化王权的新模式，呈现出“以都邑为中心、以文字为纽带、以礼制为框架、以内外服制为统治结构”的制度文明基本形态。这一遗产深刻塑造了西周及此后三千年中国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。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推进的今天，重新审视大邑商，具有廓清文明源流、坚定文化自信、激活文化遗产的深层时代意义。
一、都邑规划：空间秩序的制度化表达
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成果，实证大邑商是一个分区明确、功能完善、序列严整的都城有机体。洹河南岸为宫殿宗庙区，即卜辞所称“大邑商”的核心；洹河北岸为王陵区；以宫殿宗庙区为中心，密集分布居民点、手工业作坊和墓葬群。这种“宫庙居中、王陵隔河、作坊环布、聚落拱卫”的格局，不是自然聚落扩张，而是有意识地空间制度设计。宫殿宗庙区80余座大型夯土基址，在布局上呈现明确的向心性和序列性——甲组基址承担寝殿功能，乙组基址承担朝政议事，丙、丁组基址分别是祭祀社稷、祖先的场所。这种空间上的“合祀于政”，正是制度上“政教合一”的物质投影。
王陵与宫殿隔河相望，表明商人已在空间上对“生”与“死”、“治”与“祭”进行功能区分。王陵区超越个体墓葬意义，成为王族世系延续的见证、王朝合法性的空间纪念碑。近年洹河北岸发现的三纵四横道路及复杂水网，实证了大邑商较高的城市规划水平——这种将政治意志“写入”地面肌理的能力，是国家力量成熟的最直观表征。
二、占卜刻辞：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
甲骨文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，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，2017年入选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
甲骨文实证了商王朝的信史地位。王国维以“二重证据法”从卜辞中考证出商先公先王世系，与《史记·殷本纪》相互印证，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约1000年。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等造字法在甲骨文中已被熟练运用，内容涉及祭祀、战争、农事、历法等各方面。卜辞严格的程式化结构：前辞、命辞、占辞、验辞形成了一套可追溯、可核查的决策记录系统，这种对决策的程序化管理为世界同时期文明中仅见。就出土情况看，甲骨使用范围高度集中于王都核心和王室占卜集团，是一种被垄断的稀缺资源。商人以占卜沟通神祇，以文字垄断权力，将“文字与权力”深度绑定，为后世“以文治国”奠定基础。文字的可传承意味着制度记忆的可累积，大邑商之所以能对广大区域实施有效控制，甲骨文不可或缺。3000年来汉字结构未变，是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基因与纽带。
三、青铜礼制：社会关系的物质编码
殷墟青铜器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。从制度史层面看，以青铜觚、爵为核心的礼器组合，在墓葬中呈现严格等级性：王陵、贵族墓、平民墓间的器物差异，不仅是财富多寡的反映，更是身份地位的人为规定。青铜礼器构成了一套“物质化的社会编码系统”，其“器以藏礼”的精妙之处，在于将抽象的社会秩序转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，使器物直观反映拥有者在秩序中的位置。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基本成型的礼乐制度，是社会控制技术在中国文明中的第一次成熟实践。
四、“中心—边缘”：内外服统治结构的创制
大邑商的文明价值，还在于它创制了“内外服”的统治结构。甲骨文中的“大邑商”与“四土”“四方”等概念，构成了一套以王都为中心、向四方差序扩展的政治地理认知。商王对王畿直接控制，对诸侯间接统治，对方国征伐羁縻，形成一种弹性的层级治理结构。这一框架的深远意义在于：它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内，将“中心”与“边缘”通过配套完善的职官制度整合进一个有意义关联的政治共同体之中。虽未达秦汉“大一统”程度，但方向和逻辑已然明晰。周人封建、秦人郡县，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这一框架的继承与改造。大邑商由此成为中国政治文明中“统一性”追求的都邑起点。
都城、文字、青铜礼制、内外服制度，是大邑商为后世留下的核心遗产。四者相互支撑，共同构成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独特品格。埃及有金字塔却无系统的行政文字传统；两河流域有文字，但政治空间的分合逻辑与中国迥异。唯有在中国，文字、礼制、都城、内外服制度等共同形成高度自洽的文明系统，大邑商正是这一系统完成“首度整合”的历史现场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大邑商的制度理性并非没有代价。殷墟大量存在的人祭遗迹表明，商人将神权高度工具化的同时，也陷入了对人力的巨大消耗——武丁时期人祭极盛，既是王权强化的手段，也埋下了神权政治难以为继的伏笔。正是这种内在矛盾，为西周“敬德保民”的政治伦理变革提供了历史前提。理解大邑商，既要看到其制度文明的辉煌，也要看到这一文明在其鼎盛时期已蕴含自我扬弃的种子。
五、大邑商的当代意义
（一）为“何以中国”提供实证根基
对“何以中国”的追问不能仅停留于理论推演，须有坚实的考古实证支撑。大邑商以其完整的都邑遗址、系统的文字材料和丰富的物质遗存，构成了可验证的完整证据链，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：早在3300年前，中国已经形成了以都邑为中心、以制度为纽带、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国家形态。
（二）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认知基础
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历史自觉。长期以来，公众对商代存在明显的“简单化”倾向——视其为神权迷信的混沌时代。大邑商研究的深化廓清了这一迷雾：商代不是蒙昧的代名词，而是一个拥有高度制度理性的文明高峰。认识这一真相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生成过程——自信不来自对历史的浪漫化想象，而来自对历史真实深度的理性把握。
（三）为文化遗产的当代激活提供学术支撑
大邑商以殷墟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存在于安阳。学术研究的深化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知识底座。从都邑格局的数字化复原，到甲骨文字的智能化释读，从礼制场景的沉浸式再现，到青铜工艺的创意转化，每一项实践都离不开学术指引。《大邑商》纪录片等作品的问世，正是让“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”理念的最好践行。
大邑商不是一座消失的都城，它是中国青铜文明的一座高峰。在这里，文字成为治理的利器，礼制成为秩序的基石，都城成为整合的中心，制度成为权力的载体。这些文明要素的汇聚，不是偶然的叠加，而是一种深刻的文明自觉。那些后来长成参天大树的文明基因，在这片土地上已然萌发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，这种追根溯源的学术努力，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，更是对未来的清醒自觉。
（作者单位：殷墟博物馆）